文|章鱼哥
编辑|比奇堡
这可能是因为女性作为生物学和文化上的 特殊性别角色 ,在网络中同样也会受到与现实生活中一致严苛的限制和要求。
(相关资料图)
第一, 社会权利的性别归属决定女性的相对地位及其被动状态。
针对女性的性别限制,实质上是男权地位的维护和巩固,认为女性应做出符合性别角色的行为才能得到认可。
例如,在获得信贷环节,金融体系对女性企业家的排斥与歧视广泛存在。
同时,即使一些女性在部分领域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或获得大众认可,但她所面对的可能不仅是赞扬,也许还有“荡妇羞辱”。
例如,在直播平台备受关注的网红薇娅,因参加活动时坐姿不端正被不少网民称其不合礼数,并上升到人格攻击层面,其中甚至夹杂着各种来源不明的谣言。
第二, 社会习俗风气和媒体舆论导向过分夸大外貌对女性的作用,甚至认为外表吸引力是个性、智力、可信赖、专业能力或生产力的标志。
“丑即坏”也就成为他人肆意评价的原则之一 。这种对女性外貌的隐性标准已然深度内化,造成当代女性普遍形象焦虑。
于是,“美即好”这一理念驱动无数女性不惜花费重金在自身样貌体型上做进一步的修饰,以达到社会对女性的审美预期。
第三, 网络匿名性进一步加速网络言语暴力在网络上的输出,天然的保护屏障让人们可以在网络中毫无畏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些带有女性性别歧视的言论和各类人身攻击均可能是击垮女性的“最后一根稻草”。
已有研究表明, 网络欺负会极大地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如焦虑、抑郁、低自尊、体像困扰、家庭暴力等。
更为甚者,会造成受害者轻生自杀,如台湾艺人杨又颖、韩国“水蜜桃”崔雪莉等人。
网络中甚至流传一句经典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来控诉网络欺负对生命的残害。
近年来有关网络欺负的研究呈“井喷式”发展,其主流研究主要围绕网络欺负的普遍性、预测因素、结果及其与传统欺凌的关系展开,且网络欺负的欺负者性别差异一直存在争议。
同时,鲜有研究专门讨论网络社交媒体平台上针对某一性别的网络欺负问题,至于针对女性网络欺负言语内容的相关研究则更少。
2011年,李丹首次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厌女症”引入网络领域来解释针对女性的网络欺负行为。
“厌女症”主要表现为女性以负面形象在网络中走红,其某一特质在网络的作用下被放大。
该形象或行为被要求与网民的娱乐、刺激、臆想等心理相契合,这不仅对既定的性别规范起维持作用,还进一步加剧女性污名化。
“厌女症”的提出有助于了解女性网络受害现象,还对探讨针对女性的网络欺负研究起到指示性作用。
但以上研究仅停留在理论层面,那么究竟女性哪些特质最能引起广大网民的“厌女症”?其内在心理机制是什么?并且是否真的存在针对女性网络欺负的欺负者性别差异?
有研究指出,言语攻击表现出区别于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的独特模式,未来针对言语攻击的研究不能只考虑量的问题。
还应考虑质的问题, 可以从言语的技巧性和功能性加以考察 ,有利于新的理论突破。
而网络欺负作为典型的言语攻击模式,是否存在质上的差异?考察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女性网络受害的理解,还对解决“厌女症”问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研究以女性的线上自我呈现为切入点,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阐明线上“厌女症”背后的内在心理机制及其可能存在的欺负者性别差异。
网络欺负是一种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线上暴力形式,专指由网民发表在网络上且具有“诽谤性、诬蔑性、煽动性、侵犯名誉和损害权益”等特点的言论、文字、图片、视频等。
也有研究称之为网络骚扰、电子欺凌、在线社交虐、待等,研究均用网络欺负进行指代。
该行为拥有的多人参与和匿名传播等特性能够产生比传统欺凌更为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抑郁、自杀、焦虑、犯罪、社交退缩、学业失败等。
由此, 网络欺负不仅是纯数字空间衍生的不文明行为,更是网络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图文数据构建出的个人和环境交互累加影响的负面结果。
针对女性的网络欺负行为
针对女性的网络欺负行为可以 由受害女性的自我呈现引起 。
Weber等人在网上设计了一个女性网络欺负受害者的形象,通过操纵Facebook的公开档案对虚拟受害者的外向性和信息暴露程度进行控制。
结果发现,当受害者表现得非常外向,并且过多地透露个人信息时,网络受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同时,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受害者外表吸引力进行调节。
Mascheroni等人指出男性会指责女性在照片中摆出性感的姿势,并消极地认为这种行为是为了提高自己在网络上的人气。
研究表明, 女生会更多地加入与关系攻击范式密切相关的网络欺负行为。
徐智等人采取深度访谈的方法,就B站“美妆视频圈”中普遍存在的女性之间的恶意评论展开研究,进一步分析“厌女症”背后“因女性为女性的文化仇视”。
他们发现女性博主的面容好坏都会受到来自女性用户的抨击。
例如对外貌优于自己的、受到异性喜爱的女性博主可能存在憎恶情绪,或对长相不如自己、缺乏主流审美特征的女性博主有嫌恶情绪。
种种现象表明,针对女性的网络欺负行为更为复杂。
从进化心理学的亲本投资理论出发,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变化,女性的繁殖投资显然大于男性,女性只有通过相互竞争来获得养育孩子的资源。
而 这种攻击往往是由争夺男性的注意力和资源引发,所以女性在面对外貌和身材俱佳的同性个体时,更容易体验到威胁而产生嫉妒或厌恶情绪。
从社会认知的角度出发, 男权社会下的“男尊女卑”思维是影响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侮辱性言语在男性和女性中都不被提倡,但是拥有话语权就代表拥有社会地位。
部分女性依旧受到传统性别观念较大的影响,其对女性的贬低进一步巩固现有的不平等性别结构。 所以,对女性实施言语欺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展示了男性更高的权力。
自我呈现策略与网络欺负
自我呈现策略指操作自身信息来展示个人状态,反映人们在生活中表达自我的行事风格。
Goffman认为人们为了在他人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给他人留下优秀的印象,会采取特殊的手段来控制自己的表现,这些手段即人们常用的自我呈现策略。
可能对接受者而言,自我呈现是一种直观体验,但是对操作者而言,自我呈现是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构建。
研究表明, 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线上自我呈现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且用户的人格特征在社交媒体上和社交媒体外也具有可比性。
因为网络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固有的目标、动机和习惯,而与行为发生渠道无关。
因此,社交网站上与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自我呈现策略类型大致无异。
女性不当的自我呈现策略能增加网络欺负受害的可能性。例如,个体的自夸和炫耀有时候是对他人的侮辱,具有挑衅意味,最终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攻击行为。
陈启玉的研究也证实使用胜任策略的个体主要是通过激发好友厌恶和嫉妒两种负性情绪增加网路欺负反馈的可能性。
贬低策略的使用则是通过激发好友厌恶和愤怒两种负性情绪增加网络欺负反馈的可能性。
使用分享策略的个体,更多的是对自身情况的客观描述,能够避免或缓解他人在观看时产生的消极情绪。
外表吸引力作为最直观的个人特征,对网络欺负行为具有调节作用,但是必须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普遍情况下, 女性被感知到的外表吸引力程度越低,其网络欺负受害的可能性越大。
反之,女性被感知到的外表吸引力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宽恕”,且与低外表吸引力女性在网络欺负受害倾向上存在显著差异。
验证了 “美即好,丑即坏”的传统偏见, 女性外表吸引力可能就是导致不同网络欺负行为结果的重要原因。
研究采取投射的方式进一步考察女性线上贬低策略情境下对网络欺负的影响。我们通过分析发现,对他人的贬低程度越高,网络欺负倾向性就越高。
我们猜测这是由于高贬低策略激发了被试的言语攻击倾向。
以往研究认为, 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是男性认可程度较高的攻击行为,女性以关系攻击为主。
但是贬低策略作为一种高侵略性行为,不仅抬高自己还打击他人,极大地拉开言语发布者与被动浏览者的心理距离。
同时,贬低言语中表现的言语冲突相较于其他策略更具有冲击性,犹如导火索能瞬间点燃潜在的不安全因子,容易造成线上的直接对抗。
在研究中并没有发现不同外表吸引力之间导致的网络欺负内容指向性差异,这并不意味受害者的外表对欺负行为不会产生影响。
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贬低策略的负性效果影响过大,掩盖了受害者外表吸引力对网络欺负的影响。
或者高外表吸引力和低外表吸引力同时存在不同的心理机制,均对网络欺负行为产生影响,但行为效果的作用程度大致持平。
在投射选项中,不论何种性别的被试均认为网络欺负言语的发起者以女性居多,这类现象都是“同性竞争”观念的真实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欺负者的性别差异。
并且在不同的欺负言语内容类型上,男女被试投射出的网络欺负内容指向存在显著差异。
即詈骂型言语中男性和女性均认为该类言语由同性发起的可能性更大,说明不同性别存在特定的网络欺负言语理解或使用规范。
高外表吸引力女性在网络受害中更容易成为同性攻击的目标。
因为男性普遍喜欢更有吸引力的伴侣,所以女性会把同性的外表吸引力作为竞争威胁的线索,即高外表吸引力女性自动成为同性竞争中潜在的强劲对手。
研究表明, 女性通过降低竞争对手的吸引力能最大程度地增加自己对潜在伴侣的相对吸引力。
例如,在工作和学术活动等与外表无关的领域,女性会贬低或排斥有更魅力的同性。
研究证明, 在女性线上自我呈现情境中,不论男女均认为针对女性的网络欺负行为其欺负者以女性居多。
这说明大家存在一个普遍的观念:女性同性之间更容易产生同性竞争而诱发攻击行为,这种同性竞争行为多是由嫉妒情绪驱动。
研究表明,在社交网站上被动浏览他人的积极状态会引起个体的向上比较。
这种比较能够通过嫉妒的中介作用诱发抑郁情绪,且与男性相比,嫉妒的中介作用在女生被试群体中更显著。
面对女性的线上自我呈现,女性比男性拥有更多的嫉妒情绪。
具体表现为,当女性看到同性的贬低策略时,不平衡感和嫉妒情绪剧增,导致对拥有高外表吸引力的女性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这是因为女性认为有魅力的女人具有威胁性。
这种威胁感知容易让女性在嫉妒情绪的推动下形成消极的认知模式,通过破坏同性对手的声誉或降低敌对方女性的吸引力来提高留住忠诚伴侣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 当社会地位动机启动时,女性会对潜在的高威胁对象表现出更多的间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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